此外，作为协助行政机关的措施的一部分，法院还邀请行政机关的相关人员旁听其他类似的案件，并与之进行会谈，让他们熟知法律规则及法院的地位。
既然这些地方民族政权早有办法走向世界舞台，中国在遭遇他们时其实绝对不必因为自己抱持绝对主权观念而漠视甚至敌视。左翼政治力量在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占据主动，控制了中央和加泰罗尼亚等地方的政权。
西班牙宪法法院在2010年6月终于做出裁决。考虑到2011年5月苏格兰民族党成为苏格兰议会的过半多数政党并明白承诺将要在2013年以后举行关于苏格兰独立的公民投票，自麦考密克案以来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对英国之为一个联合王国的强调实在至关重要。1987年加拿大联邦总理和各省省长签署了《米池湖协议》（Meech Lake Accord），这一文件承认魁北克是一个独特的社会，并且给与包括魁北克在内的所有省否决宪法修正案的权力。引言最近的三、四十年间，世界大势和政治版图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至于日本和意大利，其实也都有比较暧昧的地方建制。
自由主义的主干，即以康德（Kant）为轴心的那个传统是以在理性上泯灭差别的人类个体为出发点的。在苏格兰新议会的第一次集会上，温妮·爱英女士宣布苏格兰议会是在1707年解散近300年后复会，这就和伦敦当局坚持的苏格兰地方政府乃是一个通过下放中央权力产生的机构大有认知差别。而土地、规划、房屋拆迁、工商、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则位于该市2008年败诉的行政机关的前列。
【注释】[1]参见刘晓鹏：《司法建议为何没人接茬儿》，载《人民日报》，2007年3月20日。[6]参见顾建兵：《T市32条司法建议堵漏》，载《×省法制报》，2012年1月19日。这与政府行政方式的转变和公平执法密切相关。总而言之，在对行政法的司法创新的研究文献中，大部分的例子也来自发达的地区。
而《道路交通安全法》则规定电动车并不属于机动车。虽然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和一些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了相关的指示文件，试图理顺司法建议的实践过程并提高其功效，但其作为一种非裁判性文书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它仅仅是法院与政府部门或者社会组织之间的非正式交流。
例如，司法化的一个显著发展就发生在教育部门。最明显的就是房屋拆迁部门。该案的主要争议点，是电动车是否应当被视为机动车。如前所述，大部分的司法创新措施都发生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刘跃南、鞠晓雄：《超越理论争议和现行法律制度局限的实践》，载《中国高等教育》2005年第Z3期。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根据《劳动法》，如果一名员工被机动车所伤，就能获得某种福利保障。[13]房屋拆迁诉讼发展的一个关键原因，显然与这个过程中积累的社会矛盾有关。事实上，司法建议的一些非正式的特征反而能更好地传递信息。
[14]这次抵御失败的原因之一，是这起案件并不涉及社会矛盾并紧迫地威胁社会稳定。[12]采访也表明，在这些地区，房屋拆迁已经很难进行。
第四，根据银行提供的文件，拆迁申请人的银行账户的存款不能保证其作为专款来补偿原住房所有人。法院设计了多种有效的司法创新具体措施，来规制行政机关滥用权力的行为，包括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司法建议以及创造性地运用法律等。
[18]实证的证据显示，如果没有到达一定的富裕水平，通过法院来保护权利就更为困难。恰恰相反，成功的关键在于法院主动地寻求并维护着来自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在上述涉及位于文化遗址上的公立医院的拆迁案中，一份司法建议解释了判决的结果：鉴于拆迁申请人已与多数受拆迁影响的住户达成了协议，并且当地政府已经从上级政府获得了拆迁该公立医院的批准，法院主要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拒绝了上诉人的请求。而在另一起案件中，一个被镇政府临时授权的组织拆迁了一个未经正规许可而建立的养猪场（以下简称养猪场拆迁案）。最后法院运用了《机动车安全运行技术条件国家标准》而非《道路交通安全法》，做出了有利于员工的判决。T市中级人民法院之所以能够积极地追求司法创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部分的法官都接受过正规的法律训练且在行政诉讼方面具备丰富的经验。
此外，据统计，在2009年×省的行政诉讼案件中，原告的胜诉率超过一半，其中60%涉及房屋拆迁，如果原告通过与政府达成协议而撤诉，则被视为胜诉。[15]See Randall Peerenboom，More Law，Less Courts：Legalized Governance，Judicialization，and Dejudicialization in China，inT.Ginsburg and A.Chen，eds.，Administrative Law and Governance in Asia，NewYork：Routledge，2009，pp.175-202.[16]参见姜超楠：《江苏民告官案例胜诉超过半数，告拆迁的最多》，载《扬子晚报》，2010年9月28日。
（三）创造性地适用法律法院不仅创造性地在法庭之外运用设计的措施来处理涉及行政机关的事务，也创造性地解释和适用法律。法院也乐意在不同语境下，面对不同部门享有某种权威。
（四）法官的职业化程度司法创新是否发生以及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也取决于法官的职业素养。当中国自上而下推行依法行政而出现机会时，T市的故事凸显了地方的政治锦标赛的重要性。
[24]很难想象一位未受过正规法律教育的法官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更遑论作出精致推理的判决。在司法建议的结尾，法院还设定了相关机构向法院反馈其整改措施的时间期限。[5]转引自顾建兵、殷勤：《T市优化行政执法环境，法院126份司法建议得到积极回应》，载《×省法制报》，2010年7月28日。但书记员一字不落地记录了这一谈话，将其作为不公开的附件附在了案卷内，并要求副院长对这一会议记录签字。
实际上，在法院和行政机构之间确实存在着权力性质的区别，党委可以充当一种平衡或修正的力量。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司法实践的重要发展，党委的最终控制权如同一个阀门控制着发展的态势。
因此，它们不仅需要精心撰写，也需要以巧妙的方式送达，让他们更易于接受并据此改善。与一份针对行政机关的看似公正的司法判决不同，司法建议要友善得多，因此也更少遇到抵制。
因此，这T市的案例告诉我们，在研究中国的法治实践中，地方政治的视角值得特别关注。他在2011年12月15日接受我的访谈时提及，在北京某法院向他咨询的一起案件中，因为住建委的一个非法行为已然十分普遍，法院不得不认定其为合法，以避免打开诉讼的闸门。
很多案件，如果它们受理，那就属于行政案件。例如托马斯.克洛格（Thomas Kellogg）指出，尽管一所大学并非没有政治权能，但它的政治影响力低于一般的被诉的政府部门。遗憾的是，法院在一审中认定该规定违法，而公安局在上诉过程中对法院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直接并反复地与法院主管行政诉讼的副院长以及×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行政庭交涉。尽管如此，法治进程依然取决于地方一级的法院、党委和行政机构之间的动态发展。
[21]T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年关于行政诉讼的报告显示，当地公安局没有在任何一起案件中败诉。因为只有有了清楚的法律依据，行政机关才会意识到它们行为中的问题。
合议庭内的三位主审法官并未附和副院长的意见，而是说明这是副院长的意见，我们没有意见。相反，在较发达地区，对地方党政而言，不受拘束的行政权力已不是那样紧要，而行政法在缓和社会矛盾方面变得日益有效。
但是法庭之内的进展，必须结合法庭之外发生的情况一起理解。他们中有的人出版书籍，有人在重要的法学期刊上发表文章。
